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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宁书店买了《湿碎广州》，序言二非常喜欢，分享一下。   这些天，广州真舒服；这些天，广州真漂亮；这些天，广州真和谐。 这是这些天里，外地游客还有媒体同行的赞叹，也是广州街坊内心的感慨。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绿树红花，车通路顺，宾主欢畅。特别是作为城市客厅的新中轴花城广场，入夜后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广州、猎德双桥射灯辉映，小蛮腰幻彩婀娜，在此招呼八方宾客，以我这等市井小民的小小虚荣心态来看，真是倍儿有主人家的面子的。 但是，在我以为，更加为广州挣足面子的，恐怕还不是这些花大钱砌出来的“硬件”，而是以央视名嘴白岩松为代表的国内媒体的评价。内地媒体同行们实在惊羡于在亚运筹办甚至是举办期间广州市民、媒体舆论批评的表达上的直率畅快，实在惊羡于广州政府官员倾听舆论直面批评快速应对的态度。他们难以想象广州媒体“敢”在亚运整饰工程中挑了那么多的刺，他们也难以想象广州高官“居然”会因亚运工程的过失及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而公开致歉。亚运在即时免费乘搭地铁政策的兴废过程，也同样让国内舆论惊叹热议；还有论者说，只有广州才有勇气把“落雨大，水浸街”这样一首“负面批评”的童谣作为开幕式的开幕歌。《南方周末》在亚运开幕头一天就以《广州欢迎你批评》为题做了头条专题报道。在这种既“惊”且“羡”中，在这种“难以想象”中，潜台词就是像这样的广州政府与市民舆论批评之间的互动在他们心目中是罕有的，而见诸报道的“明台词”就是，国内媒体将包容、开放、互动、公开等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特质都加冕于广州之上。这种加冕，无疑是广州得到的最大、最重的一块金牌。 只是，一个自我期许奔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一个不仅向往现代化而且向往现代性的社会，不是本应如此么？或者，不要拔得那么高，城市居民、公共媒体对所居城市、对公仆们的作为有权利评点一二，不也是本应如此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难免要说内地同行们多少有点少见多怪了———广州，本来如此！ 这种媒体舆论的空间，这种公共事务的批评，这种直抒己见的人物，在广州，并非专属亚运而其来已久。传媒之例，有《羊城晚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微音的著名专栏“街谈巷议”，有笔者所供职的《南方都市报》在国内城市日报中率先恢复设置时评版及社论，更不用说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广州整个媒体生态了；事务之例，则有洛溪桥取消收费与否、番禺垃圾焚烧厂利弊、BRT建与不建如何建，这些议题都引发全民关注全城讨论，更有亚运前夕对相关工程如地铁连接通道质量问题、大剧院外墙漏水等的公开质疑；人物之例，可以列出更长的一份名单，紧盯城市财政等公共事务的“明星委员”王则楚，坦言空气污染令40岁以上广州人肺叶变黑的钟南山，关注本土文化“撑粤语”的80后90后年轻群体，反对垃圾焚烧倡导垃圾分类的网友“巴索风云”，阻止为亚运将花基路沿石更换为高价花岗岩石的“口罩男”…… 而陈扬——— 在这里还是应该用其行走江湖的称谓“陈Sir”更合适——— 必定是这份名单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说得夸张点，陈Sir似乎就是为评说广州而生。早年电台出身，后来在电视台开创本土新闻点评及读报节目“新闻日日睇”，再后来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陈Sir扬言”及回归电台主持“晚安珠三角”……内地媒体“难以想象”广州可以被那样品评，而我倒“难以想象”，有一天不让陈Sir言说广州、建言广州、批评广州，他会怎样；而我也同样“难以想象”，有一天广州不再允许被评说被批评，不再容纳像陈Sir这样的“奄尖(挑剔)”的主人翁，这个城市会怎样。如果说，陈Sir评说广州的智慧与才能来自于他的媒体人身份，那么，他评说广州的坚持与勇气，则更加来自于他的广州人身份。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他能够那样一以贯之、“连篇累牍”、事无巨细、不遗余力地解说广州批评广州，那我猜他的答案是——— 爱。 因为爱唱赞歌好理解，因为爱而批评，这个逻辑在我们这里应该还不是那么广泛地被接受，被习惯。所幸，广州是接受的，是习惯的。所以，广州是被“惊羡”的。 我以前总是纠结于广州因何而名“广”，因田野之广袤？因物产之丰饶？还是人文之富盛？也许兼而有之，但这些显然都难称广州之强项。广州之“广”，当在眼界之开放，心胸之博大，文化之包容；广州之“广”，当在她不是某些人的、某些部门的“他们的”广州，而是广州人的、大家的“我们的”广州。   陈Sir这个时候将他的专栏结集出版，真是拣啱时候了。亚运刚刚完满落幕，相信整个广州从上到下都可以“松番啖气”，绷了一两年的神经可以暂时“咔咔”(陈Sir做电视时表示节目话题休止、转换的口头禅)一下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很适合做一件事，说得官方叫总结，说得文艺叫回望，说得精英叫反思。陈Sir这书从时间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总结回望反思，不过陈Sir显然不会乐意接受总结回望反思那样的宏大词藻。他把自己的书定名为《湿碎广州》，形形色色的众生，点点滴滴的日子，实实在在的生活，便是湿湿碎碎的广州。湿碎的广州，正是真实的广州，常态的广州，可爱的广州，我们每个人的广州。 我想，陈Sir还会一直这样湿湿碎碎地评说广州，而广州，也一定还会接受所有人的湿湿碎碎的评说。亚运的这些天，广州真舒服，广州真漂亮，广州真和谐。对于包括陈Sir在内的每一个广州人来说，广州是隆重地办了一届亚运，但广州绝非为亚运而生，亚运只是十几天，而广州已是两千年。每一次评说，每一次赞弹，其实都是希望能将“这些天”这几个字去掉，在任何一个寻常的日子里赞叹——— 广州真舒服，广州真漂亮，广州真和谐。 谨以此湿碎小文，为陈Sir此书作序。 2010年11月于广州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本文作者： □庄慎之(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

导语:据报道，近日，苹果上海总公司拒绝央视记者进入其内部区域进行拍摄，并以记者预约未获得回应为由拒绝接受采访。作为写字楼业主的“苹果”公司有权阻止记者进入其内部区域，而商业公司也有权决定是否、何时、何地、如何接受采访。苹果对央视说“不”，并无不当之处。   在“苹果”地盘必须听“苹果”的   “苹果”作为写字楼承租人，理所应当有权对其承租的场所进行支配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位于南京七路东海广场内。根据视频显示，央视记者乘电梯到达苹果公司所在的6号楼21层，电梯门甫一开启，便遇到了“苹果”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央视记者试图对苹果公司进行拍摄时，苹果公司工作人员在阻拦的同时回应“这是我们苹果的地方”，这句话也成为这篇《央视记者采访苹果遭拒，总部员工蛮横阻拦》的报道中最惹眼的一句话，成为了央视记者眼中苹果“傲慢”的依据。然而，苹果工作人员这句“这是我们苹果的地方”却是有凭有据经得起推敲的。 “东海广场”开发公司“SOHO中国”官方网站的介绍，“SOHO东海”是上海南京西路CBD中心的一座甲级写字楼，包括“苹果”、法国阳狮集团、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希思黎、迪奥在内的多家公司、驻华机构在此租用楼层进行办公。“苹果”公司对该写字楼的租用情况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苹果”公司是将整个东海广场6号楼21层包租下来，那么毫无疑问，在21层范围内，“苹果”公司当然享有排他的权利。即便是完全禁止记者进入该楼层，也是有理有据的。第二种可能是“苹果”公司是与其他公司共同合租21层，那么，走廊作为写字楼的公摊部分和居民楼的公摊部分一样，并不是“公共”的，就是归业主所“共有”，苹果公司也有对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的权利。如此一来，“苹果”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苹果的地方”确实是理直气壮。 “唐英年僭建风波”中，记者为避免“侵入他人土地”，宁愿在吊车上拍摄，也不敢擅入唐宅 明确了“苹果”公司作为写字楼承租人的权利后，央视报道中拍摄受到阻挠的问题也自然有了合理解释：“苹果”公司作为写字楼承租人，有权在租赁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合同规定的方式使用承租房屋，并且排除他人的妨碍。住户或用户阻止未经同意的拍摄行为只是在承租人行使权利的举动而已，并非傲慢之举。 以香港为例，在香港，记者在公众街道上可以自由采访。记者在公众地方居高临下拍摄住宅内的情况，或者在街道上拍摄屋内的情况是被允许的。例如，2012年2月13日，唐英年被《明报》揭发位于九龙塘约道5号及7号的大宅涉嫌僭建地库；其后唐英年承认事件并公开道歉，但否认有任何的隐瞒。根据香港法例，未经住户或用户同意，不得进入住宅内拍摄。为了拍摄到唐英年住宅内的情况，香港媒体使用了吊车，将摄影师升至空中，对唐英年的住宅进行拍摄。 至于进入住宅及写字楼，需取得住户或用户的同意，否则即属于“侵入他人土地”（trespass），可能需面对民事责任。   “苹果”公司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采访   采访权不具国家强制力，采访人与被采访人地位平等，未经同意而进行采访是侵权行为 “苹果”公司被央视批评的第二个问题是拒绝接受采访。苹果公司是否有权拒绝采访，或者以“没有预约”的借口拒绝采访。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看“接受采访”是否是苹果公司的法定义务。 目前，在西方各国一般没有对采访权作法律上的直接规定。英美涉及新闻媒介的判例不多，但至少是在一些重要的判例中，没有直接使用采访权的概念。在成文法国家的新闻法中，如法国、瑞典、芬兰、丹麦、希腊等国的新闻法，都没有规定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有学者认为，采访权是一种“请求权”，它实质上是请求他人同意接受采访的一种权利。这种看法将采访看作双方合意的行为：采访人提出采访请求，被采访人同意接受采访后，采访人方可行使权利。我国民法学家杨立新认为，新闻权的权利来源于我国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采访权是一种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不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权利。 涉及到公民隐私、商业秘密，即使披着采访的外套，也不能掩盖强制采访这种行为的侵权本质。因为前者的权利是基本人权，而采访权是衍生权利，不能以牺牲基本人权来实现。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行采访就是禁止的侵权行为。 商业公司无必须接受采访的义务，曾有判例认为拒绝记者不意味着一定损害公众知情权 记者（甚至其他公民）有采访或者说发问的权利，企业自然也有拒绝采访和拍摄的权利，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根据具体的法律规定，进行信息公开（有可能是对特定人）是法定义务，接受记者采访并不是法定义务，接受特定媒体采访更不是。 以“BALTIMORE SUN诉EHRLICH案”为例，美国马里兰州州长罗伯特·奥利克（Robert L Ehrlich）由于不满《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一位记者及另一位专栏作家对他的新闻处理不公平，决定不再接受两人的采访，不回电话，也不配合任何需求，而且下令部属把两人列为拒绝往来户。《巴尔的摩太阳报》将罗伯特·奥利克告到法院，但法官却裁定，这种拒绝接受采访的举动没有违反宪法规定，州长有权利这么做。在判决中，法官认为，公众人物拒绝记者不免得罪媒体，但是州长并没有让所有记者都吃闭门羹，也没有忽略与其他媒体打交道的责任，也就是说，拒绝少数记者并没有导致公众知情的权利受损。 采访权、报道权针对的对象是除记者及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强调第三方无权无故干扰采访，而非记者想采访，当事人就必须接受记者的采访。苹果作为一个企业，即便其规模再大、盈利再多，也是没有接受采访的法定义务。你想要采访，我就必须接受，这样的“采访”与“审问”无异。 除法定强制公开信息之外，商业公司有权自愿选择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 事实上，除公司概况及主营业务信息、基本财务信息、重大关联交易信息、审计意见、股东及董事人员信息等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信息之外，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形象、投资者关系、回避诉讼风险等考虑，可以自愿选择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和企业的自身情况选择是否披露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披露。自愿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部门对信息重要性的判断和成本效益的比较。自愿信息披露能够提高公司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和提高股票价格，.有助于树立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良好形象。对于商业公司而言，是否接受媒体采访只是对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接受采访可能有利于商业公司，比如，“苹果”公司如果选择接受采访，就能更好地向公众解释央视的疑问，打消消费者的误解。不过，这些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属于公司自己的可选择项，只要公司愿意承担后果，选择不接受采访也是公司的权利。   无礼、傲慢的是“央视”而非“苹果”公司   前台物业与工作人员多次提醒央视记者采访需预约后，并未预约的记者仍执意进行采访 纵观这次采访的全过程，无礼和傲慢的一方不是“店大欺客”的“苹果”，而恰恰是央视的记者。 央视记者刚走入东海广场的商务楼，前台物业立刻向记者表示，如果有预约，可以叫预约的人将采访者接上楼，如果没有预约，则不能采访苹果公司。“东海广场”作为私人产业，由业主或产权人授权物业公司按照业主公约或者产权人的要求来进行管理。作为承租人的“苹果”公司已经明确表示未经预约，不接受采访。央视记者不顾前台物业提醒自行上楼，显然已经违背物业公司的意愿。 央视记者在到达“苹果”公司所在的21层后，“苹果”公司工作人员又前后三次告知采访需要“预约”。事实上，在“苹果”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即可以找到联系采访的预约方式。央视的记者在交涉过程中也透露，自己知晓预约方式，但仍不停质问“找谁”、“没回复怎么办”、“他贵姓”。 通过企业的公关负责人或指定的公关公司预约是基本流程。任何一个正规企业都不会允许未经预约的媒体进入公司内部。事实上，即便是执法机关，没有合法的手续也无权强行进入一家公司。“早有心理准备”的央视记者不顾劝阻执意采访，苹果做出拒绝采访的反应也很正常——并非因为“苹果”公司的“傲慢”。     结语： “苹果”公司既非政府部门，也非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面对“不请自来”的央视，作为商业公司的“苹果”当然有权说“不”。   —本文来源于《网易另一面》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apple0401.html